摘要:数字韧性已成为企业在不确定性环境中进行数字化转型和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然而人工智能应用如何影响数字韧性仍不明确。基于资源基础理论和变革型领导理论,探究人工智能应用对数字韧性的影响,并分析前瞻性跨界搜索的中介作用和数字变革型领导的调节作用。实证结果表明:人工智能应用对主动型数字韧性、反应型数字韧性以及前瞻性跨界搜索存在倒U形影响;前瞻性跨界搜索在人工智能应用与主动型数字韧性之间、人工智能应用与反应型数字韧性之间均起部分中介作用;数字变革型领导调节并扁平化人工智能应用分别和主动型数字韧性、反应型数字韧性的倒U形关系。研究揭示了人工智能应用通过前瞻性跨界搜索作用于数字韧性的内在机理,为企业培育和发展数字韧性提供理论和实践指导。
摘要:异质性知识匮乏和技术路径依赖是制约专精特新企业创新的重要瓶颈。如何利用人工智能(AI)技术推动知识资源搜索并突破技术瓶颈以提升突破式创新,成为亟须解决的问题。以2015—2023年专精特新“小巨人”上市企业为样本,探讨了AI技术应用如何通过知识搜索影响企业突破式创新的内在机制以及知识整合能力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专精特新企业AI技术应用能够推动突破式创新,并且有利于提升知识搜索广度和搜索深度,搜索广度能够促进突破式创新,搜索深度则对突破式创新有抑制作用;知识整合能力强化了搜索广度对突破式创新的正向影响,同时也加剧了搜索深度对突破式创新的负向影响。在非国有企业和技术型董事会企业中,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对突破式创新的赋能效应更为突出。结合上述研究结论与专精特新企业特征,从推动人机共创、完善智能化知识搜索框架等方面提出人工智能技术应用赋能专精特新企业突破式创新的对策建议。
摘要:数字经济时代企业面临战略变革的巨大压力。人工智能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核心驱动力,其对企业战略变革的作用呈现悖论特征,这在理论层面亟待厘清。本文利用2012—2022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从资源编排理论视角出发,分析并检验了人工智能应用对企业战略变革的影响。研究发现:人工智能应用与战略变革之间存在U形关系。在人工智能应用程度低时,会加剧资源挤出和成本负担,成为战略变革的“掣肘”;随着应用程度的加深,其对资源整合和利用的作用增强,成为战略变革的"推手”。这一现象在非国有企业和技术密集型企业中更为显著。此外,资源水平与资源配置效率对U形关系具有调节作用,当企业内部冗余资源越多、资源配置效率越高,U形关系曲线越陡峭。而市场丰腴性使战略变革与人工智能应用之间U形关系变平缓。本文依托资源编排理论,厘清了人工智能应用对企业战略变革的影响,在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指导企业有效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进行战略变革方面具有实践意义。
摘要:深入理解创新网络成长机制是企业开展合作创新和构筑创新生态系统的关键。以"AI四小龙”为实证对象,基于新闻文本挖掘数据和专利数据构建其创新网络,借助指数随机图模型研究内生和外生变量对网络成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AI四小龙”企业创新网络具有小世界网络的特征,网络呈现明显的"中心—边缘”分布;内生结构效应对各人工智能企业创新网络成长的影响基本一致,其中闭合三角形结构是持续推动人工智能企业创新网络成长的重要内生动力,开放三角结构在企业创新网络成长初期作用不显著,但到快速扩张和稳定发展阶段起正向驱动作用,而星型结构会抑制网络的形成和成长;节点属性效应对4个企业创新网络呈异质性影响,“AI四小龙"在不同阶段与企业、学研机构和政府的合作侧重有所不同,呈现出“研发驱动—政企协同"“企业联动—政企协同"和"政府扶持—研发深化"3种合作伙伴驱动模式;从外生网络效应来看,地理邻近性对人工智能企业创新网络的影响不明显。研究结论不仅为创新网络成长机制提供新的理论依据,也为同类研究提供了新的数据来源。
摘要:数字化转型对于推动企业实现高效运营、增强市场竞争力及促进长期可持续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尚不完全清晰,尤其是考虑到合法性压力和委托代理问题共同作用下的矛盾关系时。为了探讨合法性压力与委托代理共同作用下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复杂影响机制以及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情境下的异质性表现,基于合法性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以2010—2021年中国沪深A股公司为样本进行检验。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与象征性企业社会责任显著正相关,而与实质性企业社会责任呈倒U形关系,且数字化转型水平越高,企业社会责任脱钩越严重。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企业往往利用信息不对称和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可操纵性进行象征性企业社会责任,而不履行实质性企业社会责任,加剧了企业社会责任脱钩;无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企业兼顾实质性企业社会责任与象征性企业社会责任,脱钩现象不明显。进一步区分企业性质进行检验,委托代理机制仍然成立。研究结论丰富了矛盾管理中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社会责任关系的理论框架,揭示了合法性压力和委托代理双重作用下的企业社会责任异质性表现以及矛盾管理策略,并为进一步解释复杂矛盾关系提供新的思路。
摘要:加快企业数字化创新与绿色转型是形成新质生产力、推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着力点。基于“效率赋能—成本约束"的分析框架,结合2011—2022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构建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实证检验数字化创新对企业绿色转型的非线性影响效应,并探究机会感知能力、环境适应能力、协调整合能力、学习吸收能力等多维动态能力对数字化创新与企业绿色转型之间关系的调节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创新对企业绿色转型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存在双重门槛特征,其边际效应呈现先增后减的非线性变化;调节机制分析表明,在数字化创新跨越门槛阈值过程中,多维动态能力不仅能够增强数字化创新边际效应的提升趋势,而且可以缓解数字化创新边际效应的下降趋势。当考虑企业异质性时,数字化创新对高耗能企业与国有企业绿色转型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机会感知能力、协调整合能力对高耗能企业数字化创新的边际效应提升作用更强,协调整合能力与学习吸收能力对国有企业数字化创新的边际效应提升作用更大。研究结论不仅为破解"数字化悖论”提供理论借鉴,而且对加速推动我国企业数字化与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具有实践启示。
摘要:数字化转型浪潮下,组织日益依赖员工的主动变革行为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然而,如何有效引导员工积极变革,成为当前管理实践面临的重要挑战。作为顺应数字化时代而兴起的新型领导方式,数字化领导被视为推动员工主动变革行为的重要驱动力,但相关研究结论尚不一致。基于压力认知评价理论,通过对两家互联网科技公司开展多时点问卷调查,本文系统探讨数字化领导对员工主动变革行为的“双刃剑"影响机制,揭示挑战性评估与威胁性评估的中介作用以及学习目标导向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一方面,数字化领导会激起员工挑战性评估,增加员工主动变革行为;另一方面,数字化领导会引发员工威胁性评估,阻碍员工主动变革行为;员工学习目标导向正向调节挑战性评估在数字化领导与员工主动变革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负向调节威胁性评估在数字化领导与员工主动变革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研究结论有助于从辩证视角深化对数字化领导效能的理解,并为组织在数字化背景下有效引导员工主动变革行为提供理论支持与实践启示。
摘要:数字创新情境的高动态性为实施团队冲突协调带来了不确定影响,为揭示该过程内在机理,探究了领导类型与社会期望差异在其中的情境化调节作用。基于信息加工理论,整合数字创新与团队管理的理论进展,构建了分析数字创新团队冲突协调与团队有效性(制度导向/行动导向)关系及其调节影响的理论模型,并对302个获得国际数字经济创新奖的团队开展实证分析。实证发现,团队冲突协调显著影响团队有效性,且该过程受到领导类型与社会期望差异的组合调节:在“专家型领导 + 社会期望顺差”与“经纪人型领导 + 社会期望落差”情境下,冲突协调显著提升团队制度导向有效性;而在“专家型领导 + 社会期望落差”与“经纪人型领导 + 社会期望顺差"情境下,冲突协调则显著促进团队行动导向有效性。研究结论揭示了数字创新团队冲突协调的"协调—情境—结果”传导机制,拓展了信息加工理论在数字创新管理领域的适用边界,为相关团队分析其领导特征与外部期望状态并实施差异化冲突协调管理提供理论依据。
摘要:如何实现全球价值链(GVC)升级备受政学业三界的重视。在愈发追求可持续发展的时代背景下,ESG表现的提升可能成为先进制造企业GVC升级的新型优势。因此,本文在多维剖析ESG表现对先进制造企业GVC升级影响机理的基础上,结合2010—2021年中国先进制造企业的数据,实证检验ESG表现对先进制造企业GVC升级的影响,并探究了技术创新、融资约束和绿色转型的中介机制。结果表明:ESG表现正向影响先进制造企业参与GVC的高度和广度,促进GVC升级,其中ESG表现对GVC广度的作用效果更显著;ESG表现通过提升技术创新、缓解融资约束和推动绿色转型来实现先进制造企业GVC升级;异质性结果显示,在非国有企业、重污染行业和中西部地区中,ESG表现促进GVC升级的效果更明显。研究结论提供了ESG表现赋能企业GVC升级的经验证据,为先进制造企业合理配置静态资源和动态能力以发挥ESG表现对GVC升级的促进作用提供有益借鉴。
摘要:机构投资者作为市场端参与公司治理的重要主体,其通过积极沟通介入企业ESG战略决策,发挥监督治理作用值得关注。基于深圳证券交易所披露的机构投资者实地调研有关数据,评估机构投资者幕后沟通对企业ESG"漂绿”的治理效应。研究表明,机构投资者实地调研中对ESG的关注能够显著抑制企业的ESG“漂绿”,信息透明度的提高和退出威胁是其中的两个作用机制。异质性分析发现,机构投资者抑制企业ESG"漂绿"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信息披露专有成本较低的企业中,而稳健型机构投资者具有更强的监督治理效应。进一步研究表明,机构投资者对企业ESG“漂绿”的抑制作用存在供应链溢出效应。研究结论从ESG"漂绿"视角丰富了注意力基础观的应用范畴,为规范企业行为、发挥机构投资者的监督治理功能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启示。
摘要:在"双化协同"背景下,企业同时面临数字化发展带来的竞争性压力与绿色发展带来的合法性压力,二者之间的张力在处于数字化转型阶段的传统制造企业中尤为突出。基于创新动机视角,探究了数字技术创新对企业“漂绿"行为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实质性创新显著抑制企业"漂绿”行为,而象征性创新则加剧"漂绿"行为。管理者短视主义削弱了实质性创新的抑制效应,并强化了象征性创新的促进效应;相反,企业内部治理机制强化了实质性创新的约束作用,并缓解了象征性创新引致的"漂绿"效应。博弈分析表明,提高"漂绿”成本有助于抑制企业投机行为,阻断企业依赖象征性创新进行“漂绿”的恶性循环。研究结论有助于理解企业“漂绿”行为差异化形成机制,为引导企业推进高质量数字化转型、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及优化绿色监管政策提供了理论参考。
摘要:内部社会责任的有效履行是家族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流行的观点认为社会情感财富的保存是家族企业内部社会责任决策的重要参考点,但研究结论莫衷一是。结合社会情感财富分类和制度合法性压力,提出家族管理涉入代表的约束型社会情感财富会诱发企业的短视决策行为、降低家族企业内部社会责任的履行,而制度合法性压力会制约家族企业的短视行为。基于2007—2020年中国A股上市家族企业的实证结果显示:家族管理涉入会降低内部社会责任履行,而代表正式制度的地区制度环境和代表非正式制度的社保基金持股会弱化家族管理涉入对内部社会责任履行的负面影响。研究结论不仅深化和扩展了对家族企业内部社会责任的认知,也提示了家族企业治理转型的紧迫性与重要性。
摘要:创业生态系统是促进区域创业活动的重要抓手,具有复杂系统的本质特征,但系统要素之间的交互作用及其对于区域创业绩效的影响机理尚不明确。基于创业生态系统的资源和网络视角,结合数字化对于区域创业活动的赋能作用,以全球40个区域的创业生态系统为研究案例,采用NCA和fsQCA组合分析方法,厘清创业生态系统要素(创业资源、创业网络与数字化支持)与区域创业绩效之间复杂的多重并发因果关系。NCA分析结果显示,良好的技术知识基础和创业经验积累是区域实现高创业绩效的必要条件。高创业绩效的组态分析显示,“资本—数字化”双元驱动型自我强化路径和“人才—技术”双元驱动型自我强化路径是创业生态系统助力区域实现高创业绩效的有效方案;非高创业绩效的组态分析显示,当创业生态系统中的创业经验积累不够,或者技术知识和数字化发展水平不高,又或者同时缺乏良好的投融资环境与数字化支持时,区域难以实现高创业绩效。研究明确了创业生态系统要素组合影响区域创业绩效的多重路径,为制定有针对性的区域创业政策提供了有益启示。
摘要:在加快农村现代化建设的背景下,返乡创业作为促进商业人才双向流动的重要途径,有助于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目标的实现。然而,当前商业人才的返乡创业意愿依然低迷。尽管学术界对返乡创业意愿的前因进行了广泛探讨,但对返乡创业者在城乡间流动的独特性关注不足。基于社会资本理论和制度理论,以393名从乡村流动至北京、上海、广州及南京等地区的商业人才为调研对象,结合城市和县域的统计年鉴,深入分析城乡制度差异对返乡创业意愿的作用机制及边界条件。实证结果显示:城乡制度差异显著负向影响返乡创业意愿;城乡双重社会网络调节城乡制度差异与返乡创业意愿间的关系;返乡创业政策感知进一步强化城乡双重社会网络对城乡制度差异与返乡创业意愿间关系的调节效应。研究结论揭示了城乡制度差异对返乡创业意愿的作用过程,明晰了两者间关键的边界条件,为政府部门制定激励商业人才返乡创业的政策提供了有力支持。
摘要:创业者如何识别有价值的创业机会?自我同情能力和共情能力作为创业者情绪能力的两个关键方面,是影响创业者心理状态和行为表现的关键因素。基于情绪即社会信息理论,通过对279份问卷数据的实证检验,探讨了创业者情绪能力(自我同情能力和共情能力)如何对创业机会识别产生作用。研究发现:创业者自我同情能力和共情能力都能够通过创业警觉的中介作用积极影响创业机会识别,且共情能力比自我同情能力更能促进创业机会识别;感知障碍会加强自我同情能力/共情能力与创业警觉的关系,而竞争强度会削弱自我同情能力和共情能力与创业警觉的关系。研究结论揭示了情绪能力影响创业机会识别的内在机制,明晰了创业机会识别中情绪能力的重要作用,并为创业者如何利用情绪能力促进创业机会识别提供了实践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