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荏苒,我和唐代文学结伴而行已历四十七载。回首往来径,这近半个世纪既是艰辛也是心甘如饴的岁月,已经渐行渐远的往事与行迹,逐渐回现在冥漠的追忆中。 尽管六十年前我就踏入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文学殿堂,但那时我对现当代文学、古典文学,乃至外国文学都感兴趣,并多少均有所涉猎,还谈不上对唐代文学有稍多的青睐。回忆起来,我对唐代文学的偏爱,乃在大学毕业十年后的1979年秋后。那时我考入厦门大学中文系,成为隋唐
八年前,笔者曾撰写文章,叙写在厦门大学文史研究名家吴在庆先生门下熏沐所得所悟①,但限于篇幅,先生之道德文章,未尽之意颇多。如前文所陈,先生治学可分三个阶段,初期爬梳典籍,多精审考辨纠补史书,泽被学界;中期考论结合,常有文人生平诗文之深入探究;后期倾向整理与研究文史大书,细察明辨,纵观通代。近年来,吴先生笔耕不辍,领衔多部大著,执笔多篇文章,因此,重新审视先生论著,总结其治学方法,凝练其学术追求,必
《唐大诏令集》是北宋宋敏求在其父宋绶所辑录唐代诏令的基础上编集的一部汇编,全书一百三十卷,包括帝王、妃嫔、追谥、册谥文、哀册文、皇太子、诸王、公主、郡县主、大臣、典礼、政事、蕃夷等十三类。这套大书在明代后期遗失了其中的卷二十四、卷八十七至卷九十八,共计缺失二十三卷。明清时期流传几种缺失二十三卷的钞本、刻本,光绪年间由南浔张均衡据明抄本镂版行世,收入《适园丛书》中,士人才得以一睹其貌。1955年商务
2025年7月,吴门子弟齐聚厦门,共贺吾师在庆先生从教五十五周年。众弟子或诗或联以为贺,我才疏学浅,不擅此道,然自2003年师从先生,从硕士到博士毕业,至今已二十二年,与老师、师母联系紧密、情谊深厚,感慨良多,故撰此小文,谈谈我眼中的在庆师。 严于律己 宽以待人 2003年的夏天,二十五岁的我站在人生的岔路口。提前一年辞去工作决定备考研究生的我,打长途电话联系了老师。第一次打电话十分紧张,但老
1965年 吴在庆1946年7月出生于厦门市鼓浪屿,1965年秋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班主任先后为孙玉石、黄修己老师,年级主任为安平秋老师。曾听过杨晦、王瑶、吴组湘等教授的讲座、报告与漫谈等;林庚、吕乃岩、蒋绍愚、倪其心、孙玉石、黄修己等先生曾先后给他上课。 1966年夏至1970年3月 吴在庆悄悄阅读所能借到的中外文学书籍,尽可能不荒废宝贵的读书时光。 1970年3月到1979年秋 在江
周勋初先生学问渊博,成就卓著,是学术界公认的硕学大家。对于自己的学术道路、追求和思想方法,周先生在《无为集》《艰辛与欢乐相随——周勋初治学经验谈》等著作中,原有夫子自道,学界亦有很多很好的论述。然而,作为先生的及门弟子,自1987年考入南京大学,随程千帆和周勋初两位先生攻读博士学位,1990年毕业留校后,复又在先生身边,时时请益,迄今已近四十年,亦不能不对先生的学术稍有领悟,因述其一二,以为对先生
《伯乐其人》是最新发现的陈布文佚作,给我带来的惊异,不亚于十年前她的一批被岁月封存多年的手稿的发现——因之才有陈布文文集《春天的来客》(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版)的问世,一个埋没多年的文学奇才始为学界所知。 作为陈布文文集的编者,笔者认为,陈布文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一个罕见的“异数”,论才华学养,堪比张爱玲,但人生道路、艺术追求却与张爱玲大相径庭;论知名度、影响力,更是有天壤之别……岂不叫人
书桌上并列三种不同版本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那是四十年前钱理群、黄子平和我三人精诚合作的结晶:第一种,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138页;第二种,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漫说文化》,226页,此乃上书与1997年湖南教育出版社版《漫说文化》合刊,另外补上当初因特殊缘故被撤下的《关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两次座谈》;第三种,北京大学出版
1985年,钱理群、黄子平和陈平原三位青年学者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引起学界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尽管也有若干质疑和批评,但总体的评价还是相当正面。提出者本人乃至整个现代文学研究界,都曾对这一具有突破性的概念寄予厚望。然而此后的发展却不尽如人意。20世纪90年代以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虽然曾被广泛运用于文学史的教学和编纂当中,出版了大量以“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冠名的论著和丛书,但它们似乎
一 五年前,“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三十五周年之际,也有一些纪念活动和文章,但洪子诚先生却在电话里和黄子平说“不要过于怀旧”①。“我也同意。但是80年代确有可怀之旧,这也不必讳言。”黄子平回应道。②二位先生的观点其实并不冲突,纪念而不流于消费式的怀旧,应是他们的共识。然则,什么是怀旧?什么又是真正的纪念?以我陋见,怀旧里面有一种消费化、景观化的陷阱,加了滤镜的过去开始脱离语境。彼时“为何如此”
观念史视角:直觉泵与关键词 时至今日,关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论述,已经积淀为意蕴丰富的层累构成。在学术史的意义上,它不仅指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1985年发表的《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及同时期在《读书》上连载的“三人谈”,也应包括其时至今有关这一概念的再讨论,以及多部以“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为书写对象的文学史著述。①对于这一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并于其后持续衍生的概念,既往研究者通常关注其在
众声喧哗,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的显著特征。这一众声喧哗,潜在的是此前三十年的主流研究话语,显在的却是新时期以来逐渐兴起的新声。在新的声音中,虽有异议与驳难,但更多的是和声,内里有现代文学研究三代学人的合唱,也有不同学科甚至不同国家学者的共鸣。《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是一篇宣言,并无注释,而“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系列文章则提及各种理论来源和同类研究,明确提及的当代学者(含论著)及频次可
东汉班固在给他弟弟班超的信中提出过一个发人深省的见解:真才实学由自己获得,而声名却靠外界成就。意思是说,名与实不一定相符。清人章学诚《文史通义》卷四《鍼名》进一步发挥:名是实的宾,实至而名归,这是自然之理,但并非必然之事。一方面,确有真才实学者未必负有盛名;另一方面,负有盛名者又不一定依赖于真才实学,“故好名者往往得一时之名”。 章学诚比吴敬梓小三十多岁,但他们对于“徇名而忘实”的“好名者流”的
在唐代天宝末年,李白与杜甫已被并称“李杜”,那是盛唐诗坛的双子星座,不仅光耀唐代诗坛,也照亮了千秋文化中国。 李白(701—762)、杜甫(712—770),两人相差十一岁。年龄往往是骄傲的资本,据说李白在杜甫面前就有点骄傲。李、杜初识,两人的关系似乎并不平衡,友情的天平有点倾斜。面对小自己十一岁的小弟杜甫,李白傲慢一点,还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是李白啊!加上当时的杜甫尚未入仕,要在李白心中占有一
大中五年(851)冬,李商隐初抵东川幕府仅一月,便因“西川推狱”(推狱就是会审、协助审理案件)公务踏上了前往成都的旅程。此行所面对的,不仅是表兄、西川节度使杜琮这样一位显赫的皇亲,更是窗外雪岭未归的使臣、松州犹驻的边军与座中浑疆度日的“醉客”所形成的强烈反差。在这西南的前沿,干戈扰攘的时局与个人漂泊的命运紧密交织,催生了他那首刻意模仿杜甫的《杜工部蜀中离席》。诗中,“世路干戈惜暂分”的慨叹与“江上
摘要:宋代的文化魅力,不仅展示于宋词,也呈现于宋诗。南宋诗人赵师秀用一首《约客》,将等待中的孤独的生命感受作了细致摹写,增加了生命的厚重感,也将中国生命哲学对人生况味的表达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而中国诗歌中的孤独体验能够被转化为一种艺术疗愈的资源。作为孤独体验经典描述的代表作,《约客》一诗将等待中蕴成的独处的生命感受与心理机制作了细致摹写,可以视作一种不可忽视的调治资源,从心理知觉、情感波动、意向性
“揭示”与“遮蔽”是海德格尔哲学中的一对概念。本文所说的“揭示”和“遮蔽”,只是从海德格尔哲学中借用,借以讨论古诗文释读中一种并不罕见的现象:某种错误的阐释阴差阳错地被奉为主流的、被普遍接受的解读;而且,这种被奉为主流的、被普遍接受的解读在很长时间里没有受到质疑和纠正。这样,阐释的目的本来在于揭示(揭示文本的意义),实际造成的结果却是遮蔽——用错误的解读遮蔽了文本的意义,而且由于其主流的、被普遍接
摘要:所谓“最富有鲁迅气氛”的几篇小说,主要是指《在酒楼上》《孤独者》《伤逝》三篇代表作。可最早提出“最富有鲁迅气氛”这个观点的人并不是曹聚仁,也不是钱理群,而是周作人。据考证,1956年,曹聚仁到北京访问周作人,曹聚仁告诉周作人,他最喜欢《在酒楼上》,周作人表示欣然同意,他说也认为《在酒楼上》写得最好,这是一篇“最富有鲁迅气氛”的小说。周作人把“鲁迅气氛”解释为一种气味,所谓气味,就是指鲁迅的一
马积高先生曾以赋学研究奠定了其在中国文坛的重要地位,他所撰述的《赋史》《历代辞赋研究史料概述》《历代辞赋总汇》有着开创性的价值与集大成的意义;又先后出版《荀学源流》《宋明理学与文学》《清代学术思想的变迁与文学》等著作奠定其在近代学术史上的地位;如果再观其早年署名“野马”的第一部著作《关汉卿的生平及其作品》与第一篇学术论文《从金圣叹谈起》,又可见先生对戏剧小说文本及研究的关注,缩合其成以观其学术内涵
中国诗歌有强大的身体书写传统,真可谓“肉身成诗”,因此也有丰厚的身体诗学——可谓“诗成肉身”。其中的肚肠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苏轼《和董传留别》云“腹有诗书气自华”。瞧,中国人认为,诗歌与其说存在于脑筋或心灵中,不如说贮存于肚腹。中国诗人可能都有点肚肠崇拜。中唐时期诗人张籍对杜甫佩服得五体投地,为了让自己的诗发生革命性变化,变得酷似杜甫的风格,他“取杜甫诗一帙,焚取灰烬,副以膏蜜频饮之,曰:‘令吾肝
一 中国现代新文化发轫之际,为了扩大影响,《新青年》杂志上演出过一场有名的“双簧”戏。大致情形是,由钱玄同假扮一旧派人物“王敬轩”者,致函《新青年》,以反对新文化运动提倡的种种观念;随后刘半农再用记者身份“复王敬轩书”,出语犀利,极尽讥讽、调侃、打击之能事。此剧“演出”,一时颇引人注目。两文中的一些段落句子,譬如“王敬轩”来信:“青年学子。动辄诋毁先圣。蔑弃儒书。倡家庭革命之邪说。驯至父子伦亡。
《山西革命根据地红色戏剧史》 张林雨、张志永、张箭著 三晋出版社2022年版 在救亡图存的历史语境中,戏剧是唤醒民众、凝聚共识的锐利武器,承担着无可替代的社会动员与精神教化使命。山西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的重要战略支点,其戏剧史不仅是艺术发展记录,更是一部熔铸民族精神与集体意志的革命文化志。张林雨、张志永、张箭合著的《山西革命根据地红色戏剧史》(三晋出版社2022年版)以翔实的史料、严谨的态
“文明”成为一个重要话题是近代的事情。当世界历史进程进入全球化时代,开始出现了文明意识。起初,文明是分“等级”的,“低等级”的“文明”被定义为“野蛮”。“文野之分”的观念在世界各地不断演化,曾经构成一幅国际力量消长的图标。各国被放入国际体系里进行评判,文明的标准和话语对一个国家来说变得极为重要,是进入“文明国”的圈子,还是被其排斥在外,关系一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近代中国在这一世界大潮中,也被卷入
《人生的容量》出版三年了。记得三年前,六月高考时,这一本书当中的《从土高中到复习班——我的三次高考》成了朋友圈热情转发的对象。而我,在盛夏的窗户下一页一页读过去的情景,至今依然在目。三年过去,这本书当中所写的内容以及所蕴含的关于写作为何、如何写作、人生经验如何进入写作、学院派写作如何为中国当代文学提供审美新质等问题,在我的思想里一直存在。一本书,如果不为它严肃认真地写一篇评论,它就一直占据你的注意
什么样的城市会将自身的记忆深藏于报纸副刊与文艺期刊之间?那些曾经昙花一现的刊物,是否比文坛经典更能真切反映身处都市夹缝中作家的理想与挣扎、市民的趣味与日常,以及文学与政治的深层纠葛?当我们将文学史的视线从偏重经典作家作品与权威出版物的传统叙事,转向评论专栏、连载小说、编辑手记和读者来信,是否会看到另一个香港?或者,当我们把惯常的“自上而下”的视角换作“自下而上”和相互观看,将会呈现怎样的中国现代文
【学者档案】(期·页) 《文心雕龙注订语译》写作缘起/ 张少康(1·5) 体大思精:张少康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 黄维樑(1·13) 《张少康文集》引/ 张健(1·15) 论张少康先生的古代文论研究 ——兼谈《文心雕龙》的经典地位/ 左东岭(1·17) 张少康学术年表/ 吕家慧 张少康(1·22) 关于“圆形批评”的片段思绪/ 王先霈(2·5) 师泽霈然 润人无声/ 刘益善(2